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荷马史诗的今与古

2012-12-19 12:18 来源:欧洲通   阅读:10227  

摘要:古人的天地大宇宙渐渐内缩为个体小宇宙。希腊英雄世界孕育的是“命运”与完成(或曰抗争)之间挫折而成的悲壮,在现代世界这永恒的命运让位给了无常的“机会”。

        古人的天地大宇宙渐渐内缩为个体小宇宙。希腊英雄世界孕育的是“命运”与完成(或曰抗争)之间挫折而成的悲壮,在现代世界这永恒的命运让位给了无常的“机会”。

  好莱坞擅长把经典的文学故事,调制成迎合大众趣味的商业娱乐片。最近十年似乎吹的是复古风,两部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和

      《奥德赛》就是好莱坞现成的翻拍底本。95年环球出品的《新木马屠城记》,97年的《奥德赛》和2004年华纳的《特洛伊》,无不如此。《新木马屠城记》以海伦和帕里斯的爱情故事为中心,整部片子笼罩着神话传说的外衣,连《伊利亚特》文本中只作为背景,其实并未付诸文字的“三女神争夺金苹果”的希腊神话都历历再现于观众眼前。2004年新出炉的《特洛伊》,故事的中心转移到阿基琉斯身上,影片刻意保持一副真实历史的面目,导演去神话化的意图一目了然。电影或重神话,或重史实,倒也没太大关系,但不能不问的是:影片中的希腊,离荷马笔下的希腊有多远?好莱坞是在用十足的现代观念随意删改希腊人的故事。并不是说,现代人没有权利或不可以用现代的视野去看荷马,但这么做的时候,内心要十分清明,今人的理解离古代史诗的距离有多远。
  用现代观念硬套荷马的并非只有好莱坞电影。文学批评中常见的所谓荷马英雄的性格分析,所谓女性主义新视野的观照,丝毫未存一点儿古今观念的差异意识,都是在贸然评述,譬如英雄们有如此明显的性格缺陷,荷马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等等。这些结论根本解释不了希腊人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。新近电影评论中的后殖民主义主题一说,更是用新潮现代理论“乱弹”电影版荷马:特洛伊战争就是最早的东西方冲突的表征,电影《特洛伊》并未如通常西方中心主义的做法将代表东方的特洛伊一方“妖魔化”,值得称道云云。(黄洋,“英雄主义无可挽回的失落”,《万象》,总64期,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)好莱坞电影的改编和扭曲,加上如此评论的推波助澜,现代观念肢解古代世界不是赫然在目么。

  实际上,荷马笔下的英雄无不带着古希腊单纯热烈的气息,无论是为瞬息而生的阿基琉斯,还是顾全大局、抛妻别子的赫克托耳,他们的生命早已注定一死,他们的命运在荷马笔下像花朵一样绽放,单纯却又丰富,热烈而又安详。荷尔德林曾言,阿基琉斯是理想的英雄,属于自然,赫克托耳是出自义务和纯净良知的英雄,属于道德,他们最后的对峙构成《伊利亚特》最美、最富悲剧意味的对照。(荷尔德林,《荷尔德林文集》,戴晖译,商务印书馆1999年)

  无论多么显赫的英雄,他们都是“有死的”凡人,而非“不死的”神明。《伊利亚特》里特洛伊少年英雄格劳科斯唱到:“正如树叶的枯荣,人类的世代也如此。/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,春天来临,/林中又会萌发,长出新的绿叶,/人类也是一代出生,一代凋零。”(《伊利亚特》,罗念生、王焕生译,人民文学1994年版)希腊人认识到人最终的悲剧命运就是死亡和毁灭,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,尽管如此,他们仍然要做“世上最勇敢最杰出的人。”

  希腊人诠释的悲剧性命运,崇尚自由意志的现代人很难理解:英雄的生命如此宝贵,却又如此轻易地被掷到诸神的旨意之下。希腊人在思想和感情上都面对着一种给定的存在,而非一种可选择的存在。阿基琉斯选择战死沙场而非颐享天年,奥德修斯选择归返家园而非与神女卡吕普索同住,凡此种种,绝非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自由选择,而是实现自己的给定命运。

  希腊的天命观和神明相关。主宰命运的是命运女神,如果其他神明的意志与给定的命运相左,连他们也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。宙斯不想让他的儿子萨尔佩冬死于特洛伊战场,但命运如此,宙斯也无力改变。于是乎,顺服于命运的神明们,他们本身也成了命运的体现。否则就很难理解,为什么《伊利亚特》一开头就说,尸横遍野的特洛伊战争“实现了宙斯的意愿”。

  神灵的意志远远大于人的意志。但史诗中英雄的命运并不因此而失色,荷马天才地描绘了凡人被神明给定的存在。于是我们看到,当脆弱的肉体生命和绝对的神灵意志碰撞在一起,擦撞出的火光照亮的竟然是终有一死的英雄,而非不死的神明。希腊英雄让人扼腕叹息之余更多的是心生钦佩,荷马丝毫不想让人们为英雄悲伤,即便他们无一例外死于其他英雄之手,这里丝毫没有我们现代人熟悉的那些阴郁和伤感。

  和希腊人的自然健康相比,现代人的病态才显得扎眼。别的不说,只想想诗人拜伦笔下出现的著名的“拜伦式英雄”就足矣。“拜伦式英雄”是现代个人英雄的典范,他的抗争充斥着孤独、绝望、厌世、离群索居,现代英雄的无可奈何让人倍感沉重。英雄形象或观念的转换对应的实质上是古今世界的差异。现代人面对的世界日趋复杂,不复纯粹,他们已变得苍老、离异、世故。

  歌德论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古代因素和现代因素时,曾作这样的区分:“古代诗篇中占着统治地位的是天命与完成之间的不协调,近代诗篇中则是愿望与完成之间的不协调。”(歌德,“说不尽的莎士比亚”,《莎士比亚评论汇编》上册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)希腊古人重天命,即便凸现个人价值和荣誉,英雄也无力违抗神秘的命运。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,古人的这一整套思想体系早已被颠覆得七零八落,各方神圣纷纷被拉下马来,人之个体成为宇宙的核心,实现个体的愿望旋即成为人的意志和思想的主流。否则如何解释自近代文学始,充溢着个人倾诉的作品纷纷然出笼――古人的天地大宇宙渐渐内缩为个体小宇宙。希腊英雄世界孕育的是“命运”与完成(或曰抗争)之间挫折而成的悲壮,在现代世界这永恒的命运让位给了无常的“机会”,所以,今人的内心世界滋生的或是无奈,或是自大自欺的“把握一切机会”的标语(机会本是无常的偶然,又如何奢谈把握呢)。

  不论古今,生命的偶然、命运的悲剧一如既往。当略显沧桑的现代人回望过去,看到蔚蓝的爱琴海上那些擅行船和投枪的戴胫甲的希腊人,巍峨的特洛伊城中善养马射箭、身手矫健的特洛伊人,古代和现代世界的差异是否历历在目?

  “拥有荷马是希腊人的幸运,而像他们那样使用荷马则是他们的智慧。”(基托,《希腊人》,徐卫翔、黄韬译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)作为一种现代人思路的象征,好莱坞构筑的影像世界显示着今人使用荷马的愚拙。令人悲哀的是,我们离荷马和古希腊人的世界已渐行渐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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